中國西藏網訊 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第一次來到位于中國甘肅省的敦煌莫高窟時，道士王圓箓已伴隨藏經洞度過了7個春秋。那一年，斯坦因僅僅用四個馬蹄銀（約200兩銀子）就換走了足足裝滿20大箱子的敦煌文獻和精美藝術品。

　　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買走6000余件敦煌文物。伯希和將這些文物運往法國時，在北京將部分文獻裝裱，并在六國飯店進行了展覽。整個中國為之嘩然！

　　斯坦因、伯希和盜劫敦煌遺書后，莫高窟藏經洞為世人所知，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圖為道士王圓箓 圖片由萬瑪項杰提供

圖為英國探險家斯坦因 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圖為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百余年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相繼出版，讓散佚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獻以出版的形式重新聚首。

　　而在近日于敦煌召開的“2019敦煌論壇：‘6-9 世紀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出版成果展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了敦煌市博物館。

　　據敦煌研究院勘措吉介紹，敦煌市博物館館藏敦煌藏文遺書總計6062件，均為1900年莫高窟藏經洞（今編第17窟）所出。

圖為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及第17窟藏經洞洞門 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圖為敦煌藏經洞所出絹畫 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時光倒回至1910年，當時的甘肅省學臺、金石學家葉昌熾建議甘肅省當局將劫余的藏經洞全部文物運送蘭州保管。

　　1920年，甘肅省教育廳便令敦煌知縣“將該項番字經卷，悉數運送來省，交由省圖書館保存”，并派人會同敦煌縣地方政府共同對敦煌文獻劫余部分進行了清理查驗，當時從莫高窟藏經洞內清理出藏文經卷94捆，重440余斤；帶夾板經書11打，重1744斤。

　　其中，除了卷式寫經“一捆四斤”（約10卷左右）、梵篋寫經“一打六十六斤”（1000多頁）移交甘肅省公立圖書館（今甘肅省圖書館）保管外，還有93捆卷式寫經至今未發(fā)現保管和處理情況的記載，剩余的藏文經卷于1950年交敦煌縣文化館（今敦煌市博物館）保存。

　　1950年以來，敦煌市博物館不斷接受私人捐贈和多方訪求，陸續(xù)征集到一部分漢、藏文經卷和經頁。其中，有200多卷藏經洞所出《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征得頗為傳奇。1949年9月至10月，一個不知國籍和姓名的外國人匆匆離開敦煌時，將這200多卷經書扔在了房東殷登銘家，殷登銘發(fā)現后，將其交給了人民政府，后又轉交給敦煌市博物館收藏保管。

圖為敦煌市博物館 圖片來源：敦煌市博物館官網

圖為敦煌市博物館館藏的部分敦煌藏經洞藏文文獻 圖片由萬瑪項杰提供

圖為《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編輯組工作現場 圖片由萬瑪項杰提供

　　據勘措吉介紹，敦煌市博物館所藏6062件敦煌藏文遺書中，卷式藏文寫經236件，多為《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藏文寫本；梵篋式藏文寫經5826件，計8576葉，多為《十萬頌般若波羅密多經》。這些寫經尾題中有許多抄經人、校對人、再校人的名字，甚至還有一些雜抄和吐蕃王妃、宰相校經的題記，如晚唐名將張議潮的抄經題記，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

　　勘措吉說，從眾多的抄、校經題記可以看出，敦煌當年集中了一大批藏族、漢族和西域各民族的文人，從事佛經翻譯和抄寫。藏文寫經中保留了一批抄經生和校經師的題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校經師是云丹?？贝爰f，這位“云丹”可能就是吐蕃時期的高僧宰相、公元822年唐蕃會盟時的吐蕃僧相缽闡布貝吉云丹，《大乘無量壽宗要經》上有他和吐蕃第三代法王赤德祖贊的王妃貝吉昂楚的校經題記。歷史記載，當年，他們一起組織和主持了吐蕃在敦煌以佛經翻譯、抄寫為主要內容的佛教文化事業(yè)。

　　勘措吉說，敦煌市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遺書中還有一部分社會文書，其內容包括吐蕃上層統(tǒng)治者之間書信往來的記錄、驛傳文書，佛教活動的發(fā)愿文、佛教儀軌、詩文等，是關于吐蕃歷史的珍貴資料。（中國西藏網 記者/李元梅）